最近一段时间，以“中国影像艺术1988-2011”为代表的全国性影像艺术展，以及以“山东首届影像展”为代表的各地影像艺术展（节）纷纷举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影像艺术进行学术梳理和讨论的热潮。什么是影像艺术？影像艺术是怎么产生的？影像艺术将如何发展？都成为学术界再度关注的话题。
影像艺术是伴随着摄影摄像设备以及今天的计算机设备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艺术门类。伴随着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艺术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也产生了相应的转变：即原有意识形态已被日常生活话语所取代，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个体性和主体性在艺术形式中得以凸显。影像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并得以不断发展。设备的普及和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影像创作者不再局限于专业的摄影摄像人员，而是拓展到了视觉艺术家或者当代艺术家范围。从此，影像成为他们可供选择的表达媒介之一。学术跨界、身份多元、思维敏锐成为这一群体的基本面貌。除了影像艺术家的身份之外，他们也许是哲学领域的思想者，科技领域的探索者，文化领域的研究者，教育领域的耕耘者，或者架上绘画的实践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代影像的观念更新为影像艺术家带来了新的要求，在技法的精进纯熟之外，还要具有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以及思辨的能力，以及通过影像传达观念的能力。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影像成为一种被大众所掌握的技术手段的今天，当代艺术概念下的“影像”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前提，在于其对日常经验的观念性表达，而这直接引发了创作主体以及作品意义生成方式的变化。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次发生在影像领域内部的深层变革，同时也是当代艺术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影像艺术1988-2011”以及“山东首届影像展”，立足点都是对影像艺术发展的尝试性梳理，同时也都是在开放性平台上展开的观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参展艺术家及其作品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和代表性，由此可以感受到策展方所秉持的严谨的学术态度。这些被认真遴选出的艺术家和作品，尽管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多元的创作理念，但他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像传统艺术家那样，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世界，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其中，以体察的方式获得与作品受众相同的心理感受，这也是他们的作品能够获得观众心理共鸣的关键所在。例如被称为中国第一部“video art”(录像艺术)的《30x30》，张培力在这部时长3个小时的片子中，反复地将一块玻璃打碎、黏合。这件作品的初衷是试图创造一个没有娱乐性的电视节目，从而与逐渐兴起的电视文化形成反差。而看电视无疑是当时生活中最为重要也是仅有的娱乐方式之一。魏晓波的《生活而已》，以被传媒所忽略的大多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为关注点，记录了两个小平民的真实生活，每天吃喝拉撒、柴米油盐、希望和失望。作者希望将来的人能通过这个纪录片看到这个时代的、就像每个时代一样被忽略的人的生活。张赞波的《天降》，讲述的是湖南绥宁县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残骸落点的故事。近20年的时间里，这里先后数十次地迎接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韩涛的作品题为《印尼的气味》，该片中两个印尼年轻人在热带的炽阳下不停地嗅来嗅去，他们在寻找什么？试图在这绿色中嗅到什么样的气味？祝卉的作品《生生不息》则运用立体动画与影像结合的方式，探索生命内在能量的魅力。作为个体的生命载体，就像树上的一片叶子都会凋落，而生命的能量依旧在释放，并转而滋养新的生命，将生命不断延续。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当代影像并不满足于对于事件的真实记录或者对形式美感的创新性表达，而是追求以艺术介入现实进程的社会理想。正因如此，当代影像不再仅执着于影像技法以及影像本体语言的探索，而转向以观念聚合媒介，寻求对社会形态、消费景观以及艺术权力的解构与重建。而艺术家对于当下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心理理解的深度，决定了作品表达的力度。影像艺术创作为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即日常。用“美与不美”、“真与不真”这样的标准来阐释当代影像艺术创作已经不再适用。“日常生活”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与周围人发生的关系。看似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埋藏着现代人在城市化生活与消费社会中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困境，这正是当代影像创作观念生成的起点。面对纷繁的日常现实，影像艺术家需要深度的参与其中以便获得一种在场的感受，进而形成自己的创作观念。以“在场”的姿态和碎片化的生活反映日常情感，成为影像创作意义生成的基本途径。
不能否认，某些对于日常生活的禅悟式的叙述方式，与观众的接受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部分自说自话、让观众摸不着头脑的影像作品削弱了对于当代影像的价值判断。因此“当代即日常”所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个人经验或者普通生活的消化作为基础，而仅仅是意义或观念的提出，则无法直达人心。如何提炼出基于日常生活的创作观念并以一种可被理解的方式传达出来，是当代影像创作中必须关注的问题，如果在此方面问题得到解决，相信影像艺术在当代艺术中的主流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顾群业，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