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艺术史里，西班牙艺术家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都不同凡响。从他们独特浑厚的民族文化中，开创出原创性的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史里别开生面，他们都具有承先启后的功能。不论在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下，其文化深厚的力量扎根于每一位艺术家沸腾的血液里，渗入艺术创作本质中，如戈雅通过艺术家的感性及敏锐度，掌握世间人类的处境，展现出存在的意志，宛如西班牙斗牛士不屈不挠的传统精神，验证知性艺术家的真知与远见。艺术家塑造文明，政客却在篡改历史，综观西班牙近代史，从 1940 年内战结束，佛朗哥军政权上台后，在独裁政权下使西班牙隔离于欧洲自由世界外，铲除异己，不知多少知识分子自我放逐国外。
镇压下封闭的艺术难以发挥而失去了光彩，渐渐褪色，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化政策上的松绑，舒缓中新生代艺术家崛起：达比埃斯（Tàpies）、索拉（Saura）、希里达（Chilida）和米利亚雷斯（Millares） 等。1958年首次在军政权下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和其他国际艺术活动，西班牙艺术重返西方现代艺坛。早在1957年艺术家索拉就在马德里成立埃尔 · 帕索（El Paso）现代艺术团体，原创性在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因索拉是巴黎布鲁东的超现实团员之一。他们的创作动机接近戈雅的 西班牙传统，不安、暴力与反抗压迫，就像法国著名作家阿尔托（Artaud）写下的：“创作是一种行为上的战斗，反对自然、反对现实、反对命运，也反对死亡。” 在佛朗哥军政权统治下，言论及资讯或艺术家的聚会常遭到有条件的限制，处在这种环境下的艺术也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外在的压迫及内心的抑郁不安，对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抽象表现主义形式的艺术家正有舒缓心中抑郁及本能倾诉的快感，我们可以在达比埃斯、索拉、米利亚雷斯和众多同辈分的艺术家早期作品中得到验证，这正是军政权压迫下抵抗精神意志的展现，因为真实的作品就是艺术家们本身的生活。
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佛朗哥在经过近四十年的军政权统治后，于1975年寿终正寝。西班牙恐怖的过去，世界末日的告终，朝拜圣地的传说在时间的过程中结束。巴斯克地区（Pasque）作家拉黑（JuanLarrea）把它转换成在传教福音救世主般的世界里被放逐的政治，“‘新时代的来临’那种方式—他（佛朗哥）本身的死亡，的确是给我们受创伤的西班牙人民一种号召，一个确实的死亡，不再有最后的，重新发现另一个新世界。”克拉克（KennethClark）也写下“西方欧洲现代史中，由于其他明显的因素，结果使西班牙人民被隔离于欧洲之外，但不能再严密限制以后的政治，因欧洲各种观念，已经影响西班牙整体生活面貌和文化了。”
独裁者的死亡也象征一种新时代的来临，快马加鞭的政治改革与开放政策下，自由民主社会建立，西班牙在1987年加入欧共体，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西班牙的现代艺术启开新纪元，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在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气息下，乐观进取地开创艺术的美丽新世界。